我常說：處處皆是菩提道場，沒有不能度化的人。
一九五○年代，我在宜蘭雷音寺講經時，常常有人群聚殿外大聲談笑、百般幹擾。
有一次，我把燈一關，只留下佛前點點馨香。
外面喧譁的人，被突如其來的黑暗驚懾住，不由得瞬間噤聲。
推行人間佛教，正是源於「無我度生」。 弘法，不要執著於自己的、或是傳統的，一旦住法執著，就被法所拘泥，不能夠權衡變通。
佛陀在世時，對調琴的琴師，就以音樂為譬，教導如何不疾不徐的調和自己的心性；對放牛的牧童就以牧牛為喻，教化弟子如何馴服放逸的身心。 佛陀可以說是最善於觀機逗教的老師，不著於相，施方便法，才能夠使奧妙的佛法，契入聽者的心中。
不論是早年在宜蘭成立的念佛會，讓不識字的人也有機會拿起經卷逐字逐句念下去；接著在宜蘭成立的台灣第一支佛教歌詠隊，我寫詞，請宜蘭中學楊勇溥老師作曲，又設立了國文班，批改文章；當時為清寒子弟設立的「光華文理補習班」，拜託在學校教書的信徒義務輔導英文、數學、理化等科目。
到了一九五四年，我們走出寺院，組成「影印《大藏經》環島宣傳團」，帶領信徒環島四十四天宣傳布教，宣講《大藏經》，最遠曾到達澎湖外海的離島吉貝嶼。
一九九五年我主講《六祖壇經》，邀請台北市立國樂團配合演出，運用佛教梵唄大悲懺、念佛組曲、叩鐘偈等二十多首不同曲調，帶領與會大眾唱頌壇經偈頌，以能夠深入淺出表達經義；二〇〇二年我在台北國父紀念館主持「佛教唱頌講座」，運用敦煌變文中講述、唱頌、梵唄三者合一方式，結合文學與音樂，以文藝為法器，就是期望「以法度生」，但「不住法」，也不要拘泥有我的、固定的弘法方式。
如《法華經》中所說：
諸根利鈍，精進懈怠，
隨其所堪，而為說法。
又說：
若有國土眾生，應以佛身得度者，觀世音菩薩即現佛身而為說法……應以小王身得度者，即現小王身而為說法……應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，即現童男童女身而為說法。
因此，舉凡佛光山來了美術界的人，我就同他們談敦煌壁畫；來了體育界的人，我們就談少林功夫；來了農業界的人，就談僧人從西域引進的蔬果；來了軍人則談國防與心防；來了青年學生談青年的前途；來了小孩，談四小不可輕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滴水可以滋潤大地，沙彌將來可以成法王，小女孩長大可以做皇后）。 我也與國科會的人談佛教的科學觀；和經濟部的人談佛教的財富觀；和工程人員談佛教的建築。
知道人間沒有不能度化的人，發了心，就沒有不能完成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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